1980年，北京。丁可则把一封申请信送到了中央，内容并不复杂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，也不再继续担任江苏省领导职务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类职务求之不得；对他而言，却成了必须主动交出去的“特殊荣誉”。
丁可则并非出身名门，也没有显赫军功。1932年，他出生于江苏邗江，1953年进入无锡机床厂，最初是一名普通工人。那时的工厂，机器声就是硬道理，谁肯下力气、能解决生产难题，谁就能在工人中站住脚。
丁可则话不多，做事却扎实。他长期在生产一线摸爬滚打，逐渐成为厂里的骨干。1959年，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，并赴北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群英会。这次经历让他的名字走出工厂，也让他成为当地工人群体中的代表人物。
变化来得很突然。
1968年7月，解放军进驻无锡机床厂，承担“支左”任务。工厂生产面临恢复，丁可则被叫到厂部。一位市领导对他说：“你是全国劳动模范，在工人中有影响，现在厂里要尽快恢复生产。”
随后，丁可则被任命为厂革委会副主任，分管生产。上任第三天，车间里的机器重新运转起来。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：他不善于高谈阔论，却知道工厂最要紧的事是什么。
同年11月，丁可则当选为党的九大代表。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政治身份，他后来没有把功劳全揽到自己身上，而是坦率分析，自己之所以被选中，一方面因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身份，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不少老干部和党政干部受到冲击，工人代表更容易被接受。
1970年，丁可则担任无锡机床厂革委会主任、党委书记。此时，他面对的并不只是生产任务，还有厂内复杂的人事关系。对一些被“靠边站”的老干部，他采取了保护态度。每逢形势紧张，他便以举办学习班为名，将这些人暂时安排起来，避免他们被拉出去批斗。
这件事看似低调，实际颇需要分寸。既不能公开对抗当时的政治环境，又不能眼看着熟悉的同志受到伤害。丁可则采取的办法并不漂亮，却尽量减少了冲突，也保住了一些人的安全。
1972年，他出任无锡市革委会副主任、市委常委。次年8月，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，丁可则再次作为江苏代表参加大会，并当选中央委员。听到名单时，他一度愣住了。一个长期在车间工作的工人，突然进入中央委员会，心理压力可想而知。
回到驻地后，他遇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，便问：“许司令，中央委员怎么当？”
许世友回答：“好好工作就行，中央有事通知下来，按要求贯彻。”
这几句话朴实，却让丁可则明白，这个职务不是可以拿来炫耀的头衔，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此后，他仍主要在无锡工作，没有借中央委员身份四处表现，更没有把自己包装成政治人物。
丁可则后来回忆，那段时期自己始终提醒自己：出身贫苦，文化程度不高，能够担任领导职务，很大程度上是特殊形势和组织信任的结果。因此，他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：分内工作认真完成，不随便表态，不跟着起哄，也不主动挑起事端。
这并不是消极避事。工厂要恢复生产，他照样冲在前面；遇到干部和工人的实际困难，他也会设法处理。只是在复杂的政治氛围中，他没有把“敢说”误认为“会做”，更没有把掌握话语权当成个人本事。
1977年8月，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，丁可则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，并再次当选中央委员。三次进入中央委员会，对一个普通工人来说，已经是很高的政治荣誉。但在丁可则心里，这些经历反而不断提醒他：自己的文化基础和领导经验，确实存在不足。
1979年初，他调任江苏省革委会常委、副主任，分管工业。工作层级提高了，要求也随之提高。到了1980年，各级领导班子开始更加重视干部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。丁可则只在工厂夜校学习过高小程度的文化，面对新的工作要求，产生了明显的不适应感。
他没有把这种不适应掩饰起来，而是认真考虑是否继续占据原来的位置。丁可则认为，自己既没有深厚资历，也没有特别突出的功勋，中央委员和省级领导职务，带有特殊年代的历史印记。形势变化之后，主动让出岗位，或许更合适。
于是，他给中央写了申请辞职的信。信件转到胡耀邦那里后，胡耀邦作出批示，同意丁可则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江苏省领导职务，并建议让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。
这个安排没有简单否定丁可则过去的工作，也没有让他突然离开公共事务。随后，江苏省委安排他到省总工会担任副主席，他愉快接受了新的岗位。身份变了，工作仍与工人和职工有关，这种结果与他的经历相当契合。
1992年，丁可则正式退休。此后，他很少以曾任中央委员、全国劳动模范等经历自我标榜。对他来说，那些职务和荣誉属于特定历史阶段，也属于组织和群众的信任，并不是个人可以反复炫耀的资本。
2017年1月29日，丁可则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去世，享年85岁。 unerquickli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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