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7年3月18日，陕北延安城外，带着一支小分队掩护中央机关转移。那时的他还不是后来人们熟悉的中央办公厅主任，只是一名刚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警卫干部。
撤离延安，并不意味着危险已经过去。国民党军队大举进逼，中央机关需要在运动中保存实力。汪东兴接到的任务，一边是警戒中央机关外围，另一边是带队袭扰追兵，尽量把敌人的注意力牵制在错误方向。
这类工作看似不显眼，实际最考验判断力。既不能离中央机关太远，也不能和敌人硬拼；既要制造动静，又不能暴露主力行踪。汪东兴完成任务后，毛泽东注意到的，正是他沉稳、谨慎而又敢于负责的特点。
汪东兴出生于1916年，江西弋阳人，出身农民家庭。土地革命时期，他参加红军，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经历了中央苏区斗争和长征，也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。
从基层战士做起，长期在枪林弹雨中磨炼，这段经历决定了他的办事风格：少说，多做；遇到紧急情况，先把事情扛下来。1945年，他成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。两年后，调到毛泽东身边，负责警卫工作。
这份信任不是凭空而来。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期间，毛泽东需要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“保卫人员”，而是能理解整个行动意图、能够独立处置突发情况的干部。汪东兴既熟悉部队，又了解机关工作，恰好符合这种要求。
1948年5月，中央机关抵达西柏坡，中央书记处的警卫工作仍由汪东兴负责。西柏坡的条件并不优越，中央领导人的住处、会议地点和通信设施，都需要严密安排。警卫工作不能只靠人多，更要靠细致，出入口、值班、交通和临时转移路线都要反复核对。
1949年2月，北平和平解放后，傅作义到西柏坡同毛泽东会谈，接送和护卫任务交给了汪东兴。一个是刚刚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，一个是即将进入北平的中共中央领导人，任务既涉及安全，也涉及政治影响，任何环节都不能大意。
同年3月23日，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，前往北平。汪东兴负责沿途警卫。此后，毛泽东住进香山，又迁入中南海，汪东兴始终承担着相关安全工作。毛泽东后来谈到他时说：“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，东兴在我的身边，我习惯了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汪东兴的职务不断变化，担任过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、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、公安部副部长等职。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，他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职务虽有变动，警卫工作却长期没有离开他的职责范围。中央机关警卫涉及人员、车辆、通信和内部秩序，表面上没有战场上的硝烟，责任却同样沉重。毛泽东外出考察，包括1963年视察黄河、1965年重上井冈山以及1966年畅游长江，相关警卫安排都由汪东兴负责。
1958年，汪东兴调往江西，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、副省长兼农垦厅长。两年半后，他重新回到北京，继续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。这样的调动说明，他并非只会做单一的警卫事务，也曾被安排到地方承担经济和行政工作，但中央最终仍把他调回了熟悉的岗位。
1965年11月，汪东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。中办连接着中央领导、各部门和大量日常事务，文件运转、会议服务、机要通信以及警卫工作，都要求极高的纪律性。对汪东兴而言，这既是职务提升，也是风险增加。
1972年，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。会上有人提出，毛泽东身边存在所谓“特务集团”，并要求调换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。汪东兴当场表示，如果会议形成决定，他可以不再担任办公厅主任，也可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，但毛泽东身体不好，自己仍要每天去值班。
休会期间，他把会议情况报告给毛泽东。毛泽东听后情绪强烈，恰在这时，护士长通知汪东兴接周恩来的电话。汪东兴准备离开时，毛泽东让他转告周恩来三句话：“第一，你不要去参加会了；第二，我没有委托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，也没有提议在今天的会上讨论人事问题；第三，我这里的事别人无权干涉。”
这三句话的关键，不只是替汪东兴保住了职务，更在于明确了人事讨论的授权边界。汪东兴随后将原话转告周恩来，会议中有关更换他的决定因此未成为正式决定。此后直到毛泽东1976年9月9日逝世，汪东兴一直在其身边工作。
毛泽东逝世后，汪东兴担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、党委书记，并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。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，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共中央副主席。
1980年，汪东兴辞去所担任的全部职务。离开政治舞台后，他生活低调，较少公开露面，但仍关心党史资料整理和编史修志工作。晚年坚持读书看报，偶尔写下回忆文字，谈及往事时十分谨慎。
2015年8月21日5时28分，汪东兴在北京因病逝世。这个从江西农家子弟成长起来的红军干部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近三十年，经历了延安转战、西柏坡进京、新中国成立以及中央领导体制的重要变化。其一生的特殊之处，正在于长期处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近距离位置，却很少站到聚光灯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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